很多人以为我和Lera “Finka” Melnikova博士的第一次相遇，便是那次害得她破了相的格斗训练。其实不然。早在那之前我便见过她，在某次午餐时，她和一群姑娘端着餐盘从我们身边路过。我当时的脑子里一定在想某件事情，想得过于专注，以至于我完完全全没有注意到迎面走来的人，“哐”的一下，餐盘应声落地，我这才从自己的世界中醒来，发现自己居然撞上了人。姑娘们的午饭全部洒在了地上和她们制服的裤腿上，她们当中立即有人站出来对着我大喊：“走路看着点！”
我为这句字正腔圆的俄语大喊愣了半秒，毕竟在彩虹小队里，英语才是常态，我几乎没什么机会听到家乡的语言。我盯着面前这位红发姑娘，她看上去就像一团气鼓鼓的火焰，仿佛我不道歉便会把我活吞了一般。和我一齐的Timur Glazkov看我不说话，赶紧挡在我们两个中间替我道歉；那姑娘捡起餐盘，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便跟着其他女士们离开食堂。这次事件估计在Lera心里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因为两周之后的持刀近距离格斗训练里，她看见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你还没有道歉。”
“等你赢了这场，我自然会道歉。”
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个没礼貌的混蛋，不愿为我做错的事道歉（尽管偶尔有人向我暗示过这点），而是我想看看这个红发姑娘能在Spetsnaz里走到多远。即便有人已经提前告诉我，这是位年轻有为的生物学博士，是俄国未来在生物战方面不可或缺的人才；当她正式站上训练台时，我都依然只把她当作某个欠火候的新人。接下来的事你们也知道了——她被我的匕首划破了脸，我被她打断了鼻梁和肋骨。我们俩双双痛晕在训练台上，看到她先一步倒在地上的样子，我想起来我还欠她一个道歉。
或许是天意，或许是上面故意这样安排，我们两个当晚居然被安排在同一间病房里。我因为肋骨断裂不得不躺在床上，而她在我右手边的病床上，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又躺下；偶尔她试着站起来走动几步，不过又很快因为麻药的效果而不得不坐下。我看着她像只喝醉的大熊在房间的另一半里晃来晃去，终于，我忍不住问她：“你在干什么？”
“活动筋骨。”
“你需要休息。麻药的作用还没过，小心绊到什么东西，我可没法过来扶你。”
“比起我的毛病，摔上一跤算不上什么。”她说。什么东西发出了“滴滴”的响声，她扶着病床，一点点地挪到床头柜的位置，摸出抽屉里的药瓶，倒出花花绿绿的几颗药在手心里。“帮我看看绿色的药有几粒，我看不清。”
“三粒。”我说。她点点头，又多倒出一粒绿色的胶囊，然后就着手边的矿泉水一把咽下手上的药丸。
“那是什么？”我问。
“缓解慢性肌肉萎缩的药物。”
“你为什么需要这东西？”
“神经病变。”
她扶着床沿，给自己找了个舒适的姿势缓缓躺下。“切尔诺贝利惹的祸。”她淡淡地说。
“噢。”
她的话让我感到一丝歉意，某种幸存者对于不幸者的歉意。我侧过头，对着另外一张病床上随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的被褥说到：“我很抱歉。”
“为了什么？”她闭着眼问我。
“你的脸，和你的午饭。”
她在白色的被褥下咯咯笑了两声，“你叫什么名字？”
“Maxim。”
“Maxim。”她带着笑意重复着我的名字，“好吧，Maxim，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但是有时候你表现得很混蛋。”
“偶尔有人这么暗示过。”
什么东西再次发出了“滴滴”的响声，她坐起来，盯着躺在床上的我。我不知道医疗部把我裹成了什么模样，我相信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滑稽，不然她也不会低着头暗暗地笑。“滴滴”的声音过了几分钟后又响起来，她摸出枕头下的智能手表——那个滴滴作响的源头——放在床头柜上，最后看了一眼我被裹得五花大绑的脸，转过头去憋住笑对我说：“晚安，Maxim。”
我在病床上躺了四天。等我被允许回到队伍中时，Lera已经作为核生化处理专家，带着那道伤疤和它给予的代号，“Finka”，正式成为了我们中最年轻且唯一的一位女性成员。我依然对这件意外感到不安和歉意，她倒不在乎，反而剪了个更短的头发配合那道疤，整个人流露出一种飒气，又不失一个军人应有的冷峻。她的新发型在年轻姑娘之间还带起了一股风潮，那段时间里，你几乎看不到一个留长发的女士。所有人都喜欢她，她也用她的活力和热情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Alexsandr Senaviev则更大胆，时不时地带着他那些平日里连碰都不让我们碰一下的私藏好酒，去敲生物学博士的房门。我到现在也说不清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或许是某种超出朋友间的暧昧，甚至更近一步，我不知道。不过，任何见过他们俩在新墨西哥州时的配合的人，都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默契。
啊，新墨西哥。提到这个地方，我的鼻子里都是一股散不去的焦土味儿。那个地狱般的地方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挑战，尤其是对于Lera。在那个缺少物资、场面混乱的一个月里，Lera作为生化专家，不仅要日夜不停地盯着变异体数据，有时甚至需要她自己拎枪上阵，去面对那些扭曲的怪物。我无法想象这对于一个一举一动都必须通过精密计算的慢性病人来说，是种怎样的痛苦；我唯一能帮到她的，便是想办法保证她那个不离身的保温水壶里永远装满热水。有一次，我们遇上断电，抢修回来的电力也只够基础照明使用；我翻出两个自加热包，又找了个金属水壶装满饮用水，两个自加热包一上一下地贴着水壶；Lera从帐篷外面进来，看到桌子上的水壶，指着那团东西问到：“你在干什么？”
“加热饮用水。”
这次轮到她愣住了。她花了至少半分钟死盯着这份水壶加热包三明治，这才反应过来我在干什么，脸上的疲倦瞬间消失，取代而知的是她美妙、欢乐的笑声。“Maxim！”她边笑边说，“这得加热到什么时候！”
“只要不冰就行。”
我的话似乎再一次戳到了她的笑点，弄得她在帐篷里笑得更大声。她坐下来，捧着这团三明治，问我有没有杯子。我拿来两个纸杯，她拆开一盒MRE口粮，拿出里面的茶包给我们俩泡了杯茶。水温只能勉强称得上温热，泡出来的东西与其说是茶，不如说是带点茶味儿的水。我看着她在水的温热里一点点卸下刚才的兴奋，转而变成困倦和乏意。她太需要休息了，我们都是。
“等这一切结束后你想干什么？”
“去英国人的熟食店里买牛肉派。”她飞快地回答我。
“牛肉派？”我下意识地重复到。好吧，这不是我期待的回答。
“英国人的牛肉派很好吃的！”她换了个坐姿，眼睛里随着记忆中的牛肉派明亮起来，“镇上的熟食店卖两镑一个呢，再加一点五镑还能配一杯咖啡；周四下午还有优惠，买两个牛肉派可以送一瓶矿泉水。”
“……我不知道你喜欢那个。”
“我以前也不知道，但是，嘿，人总要尝试过才知道自己的喜好嘛。”
这是种很奇妙的感受。想象一下，你在美国，在灾区中心，在一个根本谈不上舒适甚至谈不上安全的地方，没有电，也没有像样的食物，手里捧着一杯很快凉掉的红茶；与此同时，你的朋友正和你聊着千里之外某个英国小镇里卖的牛肉派有多么美味，即便她累得要死、缺少睡眠，而且有可能马上又要去面对战场。最后，Lera实在抵不过疲倦和肉体的酸痛，躺上折叠床的下一秒便睡了过去。我给她找了床毯子盖在身上，祝愿她在梦里有她喜欢的牛肉派。
新墨西哥的事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警告，而对Lera来说，她看到了机遇。她通过研究变异体，对她的纳米机器人进行了许多改进。我不是生物学家，说不清这些改变是什么，但效果是显而易见的：Lera活过了三十岁，那个所有医生都说她活不过的年龄；然后是三十一岁，三十二岁，三十三岁。真正的转机发生在她三十四岁那年。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Timur和Alexsandr都有任务不在基地，临走时特地嘱咐我，一定要把生日礼物亲自送到Lera手里。等到了晚上，公寓里都见不到Lera的人影，我猜她一定还在研发部，索性带上礼物去找她，结果还没走进研发部的大门，便在门口听到一声激动的大喊，然后是其他的的大喊、掌声、甚至还有口哨声。我推开大门，研发部小半的专家们都在那儿，微笑，鼓掌，互相拥抱。我靠近这群科学家们，问：“发生什么了？”
“Maxim！嘿，是Maxim！”
不知是谁在身后喊我的名字，我转过身，这才注意到人群的中心：穿着实验袍的Lera，正低头捂着脸似乎在哭；她听到我的名字，指缝里露出漂亮的绿色眼睛，几下眨眼后一把搂过我的脖子抱住我，然后在我的肩上大哭。我瞬间被吓得不轻，“怎么了？”我慌张地问，“你还好吗？怎么了！”
“她的纳米机器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Gustave Kateb摘下手套，温柔地看着红发女士，“我们刚刚结束实验，非常成功。”
“所以呢？嘿，Lera，没事的，别哭了好不好？”
“所以，她的神经病变有解药了——永久性的。”
我被这个天大的好消息震惊地说不出话。她做到了！Lera Melnikova，我们的好姑娘，她做到了！Lera还在我的肩上抽泣，旁边的廖子朗看我被勒得有点气短，不得不上前拍着Lera的背，劝她放开我。红发姑娘依然抽着鼻子，用指肚擦掉眼角的泪水，我这才想起我来的目的。“生日快乐，Lera。”我说，“我想，今天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礼物了。”
“谢谢你，Maxim。”Lera轻轻地说，“谢谢你。”
“嘿，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喝酒去！”James Porter在某个角落里大喊到，“第一轮我请！”
人群中又是一轮欢呼。所有人纷纷走上前，有向她祝贺的，有祝她生日快乐的，有期待她下一步科研成果的。我们跟着这群过于兴奋的科学家，走到离基地不远的某个酒吧；老板和我们早已是熟识，听到我们是来庆祝生日的，二话没说便搬出了他们自酿的啤酒，还给寿星送上了一碟海绵蛋糕。我从来没见过Lera如此快乐，在酒吧暖黄色的灯光下，她的笑容是如此轻快，像是山间的溪流，像是白桦树的叶片耸动。那个占据了每一丝思绪的噩梦在今天消失，她在三十四年的人生后终于获得自由。有人举起酒杯，对着房间中央的Lera大喊：“Lera Melnikova！三十四岁！”
“彩虹小队，不，全俄国最年轻的神经科学家！”
“下一个诺贝尔医学得奖者！”
“诺贝尔！诺贝尔！”
“诺贝尔奖可以先等一等，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Lera也跟着举起酒瓶大笑到。谁知道呢？或许她真的能得到一个诺贝尔奖，她值得全天下所有的奖项。我看着酒吧中心的Lera，后者火红的头发已经长到了耳朵的位置，随着她轻快的舞步在脑后闪动着，好似一团真正的火焰，永不消失，永不熄灭。
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Lera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这般快乐。
五个月后，Lera Melnikova去世了。
五个月，短短的五个月，Lera的身体状况急速恶化。最开始，她不过是睡得比平时更久——这很正常，毕竟她的日常实在是非常忙碌，然后她渐渐握不住枪，再之后，她连叉子都没法握住。她开始不记得很多事，比如我们怎么认识的，她和Alexsandr之间的事，甚至她自己的名字。没过多久，她就坐上了轮椅，靠两个轮子代替步行，不过那也没有很久；很快，她的双手知觉也开始消失，再加上全身肌肉萎缩，她不得不躺在床上，靠呼吸机和营养液维持生命体征。
我最后一次见到Lera时，她已经无法回应我们的呼唤，只是躺在那儿，任原本锃亮柔顺的红发变得越来越干枯、杂乱。我站在她的床边，把康乃馨放在她的床头。再多的话语都没有意义，橘黄色的花朵低下她的头颅对着床上的人，仿佛少女的默哀。
“晚安，L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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